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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更新：	2016-05-26 06:53: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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聊城市學辰電子商務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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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初一個霧氣彌漫的早晨，數十輛載著中國民營鋼鐵業精英的奧迪車停靠在山東肥城市寶盛大酒店門前。沙鋼集團董事局主席沈文龍、德龍集團董事長丁立國等魚貫而出。他們在工作人員和記者們的簇擁下，來到二樓“全聯冶金商會二屆二次會員大會和2015年第一次理事會”會場。
通常，這種公式化的會議意味著冗長枯燥的演講，再加上一番“義不容辭”的美譽。如果這就是今天來賓們預料的內容，那他們一定會大感意外。

“2015年，一些鋼鐵企業要想好怎么去‘死’。”在主席臺中間位置就坐的原國家冶金局局長、全國工商聯冶金商會原名譽會長趙喜子神情嚴肅地說道。
此時，斜對角第一排的山西聞喜縣縣委書記張汪尤抬起頭，不安地望了一眼趙喜子。他心里清楚，“死”的對象就包括聞喜縣轄內的山西海鑫鋼鐵公司。
2014年11月，這家山西省最大民營鋼鐵企業在開開停停掙扎了4年后，最終啟動了破產程序。海鑫鋼鐵直接和間接支撐著聞喜縣約1/4人口的生計，納稅額占全縣的60%。
受全球金融危機影響，中國鋼鐵行業自2008年進入低迷期，盡管2014年粗鋼產量以8.23億噸刷新歷史記錄，但粗鋼表觀消費量為7.4億噸，30年來首次出現下降;鋼材價格跌至2003年以來的歷史最低水平。
工信部產業政策司副司長苗長興告訴《財經國家周刊》記者：2012～2014年，鋼鐵行業基本處于虧損狀態，最低時鋼鐵主業不到1%的利潤率。今年一季度，國內大中型鋼企虧損面近50%，鋼鐵業已成中國“最不賺錢”的行業之一。

2014年，除海鑫鋼鐵外，四川省大型鋼企川威集團、黑龍江最大鋼企西林鋼鐵集團等，相繼傳出面臨破產重組窘境的消息。今年3月下旬，攀鋼集團成都鋼釩有限公司變相裁員1.6萬人。
按照工信部正擬出臺的《鋼鐵工業轉型發展行動計劃(2015～2017)》等政策，在此前4年壓縮9000萬噸的基礎上，到2017年還要再壓縮8000萬噸鋼鐵產能，鋼企數量保持在300家左右，產能利用率達到80%以上;到2025年，前10家鋼鐵集團粗鋼產量占全國比例不低于60%，形成3～5家在全球范圍內具有較強競爭力的超大型鋼鐵企業集團。

重整的過程中還有環保壓力。新環保法、鋼鐵工業污染物排放新標準等正式實施后，鋼鐵企業要達到國家新的排放標準，噸鋼環保投資需要增加13%，運營費用增加200元左右。多位業內人士表示，新環保法要求過高，或將倒逼一部分鋼鐵企業“速死”。
“對于擁有300多萬人的鋼鐵行業來說，過去的3年只能算是冬天，今后才是真正的寒冬。”趙喜子對《財經國家周刊》記者說。
拉不住的韁繩
肥城會議當晚，張汪尤再次做出努力。他找到趙喜子和部分參會企業家，希望借助他們的力量盡快撮合海鑫鋼鐵重組事宜。
德龍集團董事長丁立國告訴《財經國家周刊》記者：“除非再打一下折扣，還要拉上銀行一起，否則難!”
殘酷現實背后是鋼鐵業積重難返的產能過剩。1996年，中國超越日本成為世界第一產鋼大國后，一直保持高速發展。2000年～2008年是中國冶金工業史上的黃金8年。
“那時，不管上什么鋼鐵項目都賺錢，每噸至少有千元左右的利潤，真有點數錢數到手發軟的感覺。”邯鄲鋼鐵集團副總經理魏廣民向《財經國家周刊》記者說。
作為邯鋼人，魏廣民有值得驕傲的資本。1990年代中期，以“抓效益、降成本”聞名的邯鋼，在全國范圍內打造了一面金字招牌——“工業學邯鋼”。但隨后事情的發展卻偏離了當初的設想。
在高利潤面前，邯鋼的“6字真言”被同行們拋在了腦后，鋼鐵業的發展進入了一個近乎瘋狂的階段。2003年，鋼鐵業總投資1427億元，固定資產投資增速達87.2%。其后數年粗鋼產量增速維持在20%以上，2007年一度接近30%。大干快上為日后鋼鐵行業的危機埋下了伏筆。
鋼鐵行業屬于資本密集型，進入門檻不高，但退出很難。于是，決策部門頻頻出招給虛火上升的鋼鐵業降溫。據不完全統計，從2004年2月至今，國家相關部門已先后出臺了20多項淘汰鋼鐵落后產能的政策。
尤其是2004年江蘇鐵本事件，更顯現出決策部門的焦慮和決心。時任中鋼協常務副會長羅冰生曾表示，制止鋼鐵行業違法違規、盲目投資、低水平擴大產能的問題，不只是鋼鐵行業自身問題，它涉及我國經濟發展保持合理投資結構等影響國民經濟發展的重大問題。
但其后鋼鐵業的熱情不減，大量企業仍以各種名義未批先建。甚至有業內人士形容，每次對鋼鐵行業的調控后，都會迎來鋼鐵行業的新一輪“狂歡”。
直到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爆發后，中國鋼鐵企業被迫大幅度減產。2009年，全球鋼產量銳減21.5%。但緊接著在“4萬億”大規模刺激政策下，鋼鐵業再度掀起投資高潮。到2014年，我國粗鋼產量8.23億噸，約占全球一半。
河南省最大鋼企安陽鋼鐵集團董事長李濤對《財經國家周刊》記者分析，刺激政策拉動鋼鐵消費持續時間并非很長，但加上有較大比例的鋼鐵消費是新建和改建鋼廠的內循環消費，隨著時間推移，鋼鐵消費量和產能的關系越來越不成正比，導致鋼鐵產能過剩。
通常產能利用率在75%以下即可稱之為產能過剩，2014年我國鋼鐵產能利用率只有70.69%。
但需要區別對待的是，我國鋼鐵產品中的粗鋼、鑄鐵管、不銹型材、螺紋鋼、普特鋼等產能過剩，附加值較高的鍍層板、冷軋薄板帶、中厚特帶鋼、合金板和電工鋼板等則需從日本和德國進口。2014年，我國進口鋼材1443.21萬噸。
河北鋼鐵集團董事長于勇向《財經國家周刊》記者表示，進口鋼材僅占全國鋼產量的一個多百分點，這些鋼材中的大部分品種我國企業也能生產，只是缺乏穩定性，競爭力較弱。
市場何以失靈
每次政府出手調控，許多國企的產能產量下降，但全國的總量卻在上升。
背后原因在于，近十多年來民營鋼鐵企業發展迅猛，已從2002年的三分天下，發展至2012年占據半壁江山。
因此，有批評人士將產能過剩的矛頭對準了民企，并指責后者靠不開發票，延長工人工作時間等手段在效益上超過了國企。
對此，沙鋼集團董事局主席沈文榮在《財經國家周刊》記者采訪時表示，規范化經營同樣是規模化民企的基本準則，他還反問，“那些嚴重虧損、資不抵債的國企為什么不倒閉?”
無論國企民企，中國鋼鐵行業面臨一個共同難題——邊際生產者退出難。通常情況下，排在鋼鐵行業“隊尾”、處于盈虧平衡線附近的企業，即為邊際生產者，充當鋼鐵供求關系自動調節器的角色。
2003～2007年，中國大中型鋼鐵企業平均利潤最高8.1%，最低6.5%，意味著這一調節器運行比較正常。但2009年后“失靈”，一些企業沒有利潤也不輕易減產、停產，甚至越虧損越增產，不僅抬高了原料價格，又虧本傾銷拉低了鋼材價格，使得鋼鐵行業的平均利潤率遠低于合理水平。
其中不乏一些地區的骨干企業。比如安陽鋼鐵，前幾年曾大幅虧損。有業內人士表示，如果安鋼是民營企業，可能早就關門了。它之所以還在生產，就是為了養活2.5萬在崗職工和3.2萬“三產”及退休人員，有生產才有現金流，才能發出工資，“這是國企的責任所在”。
規模更大的山東鋼鐵集團董事長任浩也對《財經國家周刊》記者說：“我們有近10萬員工是吃鋼鐵飯，鋼鐵主業如果不能自己造血，企業發展將不可持續。”
“地條鋼”屢禁不絕
產能整體過剩已是鋼鐵業共識，不過，里面別有洞天。
2014年，我國鋼材產量(含重復材)達11.3億噸，粗鋼8.2億噸，鋼材比粗鋼多出3億噸。趙喜子表示，如此大的差距，表明除鋼材深加工外，“地條鋼”產量仍然很大。
“地條鋼”一般指假冒偽劣的鋼產品。據業內人士介紹，地條鋼生產企業主要集中在河北唐山、遼寧遼陽、江蘇徐州、連云港等地，新疆是則“遍地開花”。但由于隱蔽性較強且利益鏈復雜，地條鋼的準確產量至今尚是未知數。
中國廢鋼鐵應用協會常務副會長兼秘書長李樹斌對《財經國家周刊》記者表示，目前我國或存在約8000萬噸的地條鋼生產能力，如果將這部分產能算進去，我國鋼鐵產能利用率僅為66.13%，屬于嚴重過剩。
更為關鍵的是，假冒鋼材造成了“劣幣驅逐良幣”的現象。2014年，河南省共銷售安鋼品牌螺紋鋼800萬噸，但安鋼自己生產的螺紋鋼只有150萬噸。冒充其品牌的地條鋼，每噸價格比正品便宜200～300元。
中鋼協副會長遲京東對《財經國家周刊》記者表示，這種現象主要源于一些地方政府部門還未營造出一個足夠公平的市場環境，執法也不盡公平。比如，被工信部納入規范條件名單的304家鋼鐵企業，反復有人檢查，但名單之外的200多家企業卻鮮有人管理。造成名單之外的企業失控——既有產品質量不達標，也有環保嚴重不達標。他們同樣在市場中銷售產品，最終大幅度拉低產品價格，致使整個行業大面積虧損。
據業內人士介紹，2015年3月，國家發改委專門組織相關部門和協會研討如何應對地條鋼的問題，但臨門一腳時卻發現“門”不知在何處。
事實上，如今部分地條鋼企業已改頭換面，甚至連企業名稱都不含鋼鐵兩字。再者，如果廢鋼原料純凈，有些地條鋼企業也能生產出符合標準的鋼材。因此，普通的稽查辦法很難發現它們的蹤影，這也是地條鋼屢禁不止的重要原因。
遲京東認為，治理地條鋼最重要的還是靠加強政府的執法能力。無論工商、質監還是環保部門都擁有遍布縣、鄉、鎮的執法力量，哪些企業屬于地條鋼企業，這些地方執法部門最清楚，因此能否打掉地條鋼還要看政府部門的決心和執行力。
但現實中，由于工商部門在市場端執法，質監部門監管生產工廠，執法鏈條往往不暢，應該盡快打通環節，形成聯合執法機制。
讓地條鋼企業無處藏身的一個撒手锏是稽查耗電量。據統計，鋼鐵工業的耗電量占全國總發電量的1/10。業內人士介紹，只要盯緊企業耗電量，那些地條鋼企業肯定無法遁形。
他還建議，國家相關部門可以恢復廢鋼稅收優惠政策，使正規廢鋼回收企業不再處于劣勢地位，對地條鋼的生產形成有效打擊。
混戰抽身難
在擁擠的中低端市場混戰，誰都不好受。但抽身出來并不容易。
“不轉型等死，轉不好找死，鋼企就處在這樣尷尬的局面中。”河南濟源鋼鐵董事長李玉田對《財經國家周刊》記者說。
這家有著57年歷史的鋼企，2001年改制為民企，并從2004年開始了“普轉優、優轉特”的產品升級過程——從原來僅能生產螺紋鋼和線材等建筑用鋼，轉到優質工業用鋼，再轉到汽車鋼、軸承鋼等特種鋼材。
濟源鋼鐵想以此規避在普鋼領域的激烈競爭，提升在中高端鋼材中的市場份額。然而一流的設備可以依靠投資解決，但是技術水平和管理水平則很難在短期內提升。在產品質量不能達到相對穩定的情況下，必然賣不出好價格。
多位業內人士表示，一流的設備，二流的產品，三流的價格，是大部分鋼企面臨的難題。
除濟源鋼鐵外，國內許多大型鋼企也走上了轉型升級的道路，并逐漸形成各自的拳頭產品。比如，寶鋼在汽車板材方面一支獨秀，武鋼、首鋼在工程機械中厚板材方面占據較大市場份額，馬鋼、邯鋼則以熱、冷卷板材為主，攀枝花鋼鐵側重于重軌鋼材生產。
但大部分鋼企產品線都較長，產品種類繁多，同質化競爭在所難免，依然擺脫不了價格戰的漩渦。
安鋼副總經理王新江向《財經國家周刊》記者介紹，天然氣管線用鋼屬于特殊品種鋼，原來國內企業不能生產，因此西氣東輸一線全部采用進口管線鋼。到了西氣東輸二線建設時，安鋼拿到了2萬噸的合同，當時噸鋼價格8150元，利潤1000元/噸左右。但到了西氣東輸三線建設時，鋼企一擁而上，競相降價，最終的價格降到每噸3700元，很多企業拿到了訂單，但誰供貨誰虧損。
更典型的案例是不銹鋼。我國不銹鋼的生產基地早期主要是太原鋼鐵，效益可觀，但隨著其他鋼企的迅速跟進，到2012年，不銹鋼的產能利用率已降至70%，比整個鋼鐵行業的平均產能利用率還低。
也有成功的案例。寶鋼曾與一家汽車企業合作，發現自己供給的鋼材沒有日本新日鐵的鋼材成材率高，經過反復檢驗也未找出質量問題。后來發現，這家車企使用的模具是新日鐵幫助設計的，自然更適合新日鐵的鋼材。汲取這一教訓后，寶鋼在與另一車企合作時，便與車企合作設計建造了適合寶鋼鋼材質量的特定模具，實現了較高的成材率，并為競爭對手設置了門檻。
遲京東表示，鋼企轉型應是從以規模為主轉變為質量和服務導向，確保質量穩定，且服務個性化。
但他同時認為，從目前行業整體來看，轉型做優特鋼，可能只有個別企業能做到，大部分鋼企在技術上、管理上、人才儲備等方面暫時還做不到。
連全國最大鋼鐵集團河北鋼鐵的董事長于勇都說：“短期內，大型鋼鐵集團并不能指望少數高端產品來養活。”
新瘦身計劃
在行業整體陷入困境、企業紛紛“自救”之時，國家調控之手即將再度祭出重拳。
工信部原材料工業司副司長駱鐵軍向《財經國家周刊》記者介紹，工信部擬于今年6月底前正式出臺《鋼鐵工業轉型發展行動計劃(2015～2017)》，目標是在這3年再壓縮8000萬噸鋼鐵產能。

除前述行動計劃即將出臺外，工信部等方面還在編制鋼鐵業“十三五”規劃，并著手修訂10年前由國家發改委發布的《鋼鐵產業發展政策》，將制訂出更長期的政策目標。
問題在于，在2013年底時，國內400立方米以下高爐的產能比例就已降到4.7%，30噸以下轉爐的產能比例僅為0.9%。簡單說，能淘汰的基本都已淘汰，剩下的都不好淘汰，尤其牽涉大量職工安置問題。
此外，不少鋼企之間形成互相擔保的局面，銀行方面也多不愿鋼企被淘汰，這將進一步加大調控難度。
趙喜子分析，未來可能消減規模在100萬噸/年以下產能的企業，預計有7500萬噸的產能。再加上如山西海鑫、四川川威等因資金鏈斷裂而陷入倒閉危機的規模較大鋼企，預計產能在1500萬噸，新任務或可完成。
規模是此前調控的主要標準，工信部產業政策司副司長苗長興對《財經國家周刊》介紹，未來要建立以環保、能耗、質量、安全為主的綜合淘汰體系，并對接執行體系，這是調控標準的一個重要轉變，有關工作正在開展，可能會形成一個專門文件。
冶金工業規劃研究院院長李新創對《財經國家周刊》記者說，設定具體調控數字的做法意義不大，歷年來都有淘汰企業名錄，但水分很多，“未來的淘汰應該是市場淘汰。”
即使是認為新瘦身計劃有望完成的趙喜子也表示了擔憂。在他看來，2017年完成新任務后，鋼鐵業的前景依然不夠樂觀。
根據發達國家和產鋼大國的發展規律，人均產鋼達到600公斤時便進入峰值平臺，5到10年后進入嚴重過剩階段。我國2013年就達到峰值，趙喜子據此認為，“十三五”期間將是中國鋼鐵業的真正“寒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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